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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妥协”是因为女性的工资很重要?

发布日期:2019-10-02 01:24   来源:未知   阅读:

  一位来自贵州的90后务工者在浙江嘉兴一城中村的出租房中,他手里抱着自己刚满周岁的女儿。 (视觉中国/图)

  在城市里,农民工们普遍感受到两种占支配地位的男子气概:一种建立在金钱上,集中体现于富有的企业家身上;另一种建立在素质上,集中体现在受过良好教育,技能精湛、举止得体的专业人士身上。

  1989年,老姚离开湖南农村老家到南方打工。9岁的独子最初5年都留在老家,由母亲照顾。

  2013年,社会学学者蔡玉萍、彭铟旎在深圳遇到老姚时,他已经十一年没回老家过年。45岁的老姚对年迈的父母怀有愧疚,唯一感到慰藉的是,自己是个体贴的丈夫。2004年,妻子也离乡和老姚一起打工。他开始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家中大事的决定权由妻子独揽。

  不过,每次在阳台晾衣服,老姚都担心被邻居看到,也不会告诉别人自己给妻子洗衣服。尤其令他难堪的,是给妻子洗内裤被老乡发现。受到嘲笑时,他只能勉强否认:“我肯定不会给她洗内裤!”

  两位学者合著的《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 注: 下称《男性妥协》 )一书涉及192位男性农民工以及74位女性农民工,老姚就是其中一位。合著者蔡玉萍和彭铟旎,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和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从2012年到2015年,她们的研究团队先后开展15次田野调查,走访了深圳、广州和东莞的6个“城中村”。

  研究之初,两位学者就发现,男性农民工的声音和个体经验在学术讨论中是缺失的。蔡玉萍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从1980年代以来,各种研究都很少从男性角度考察移民家庭和性别关系的影响。对于过往研究偏重从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那里收集材料,这是一种“拨乱反正”。正因如此,许多关于家庭和性别的研究都主要关注女性角度。

  但二三十年过去,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男性的声音消失了,而且在主流移民研究里,涉及男性时往往侧重工作,很少关心他们的情感。而早期的家庭研究,也对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不够敏感。

  彭铟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男性农民工的个体经验被学术研究忽视,可能因为他们是父权制的受益者,其他因素还包括:以往讨论农民工,更多关注他们的迁移动机、工作体验、经济收益以及通过迁移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资源,而较少关注他们的情感和亲密关系。

  蔡玉萍提出“男性妥协”来描述和解释,由于城乡迁移,老姚这样的男性农民工在婚恋、夫妻关系、父职和尽孝等不同方面,如何调整自己的性别实践和男性气质,以及如何进行男性气质的妥协。

  研究中,蔡玉萍发现,许多受访夫妇最大的冲突就是从夫居问题。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尽管出现过激进的两性平等实践,但从来没有挑战从夫居的合法性。“外出打工让女性更独立,她们和丈夫两个人都出来打工,可能想全力做决定。比如,不会只回到老公老家那边造房子,她可能想把房子建在离娘家近的地方。”

  在两位学者的研究中,也遇到过孩子的姓氏随男方还是女方的问题。在一些地方,新父母普遍是独生子女,孩子的姓氏成为需要双方家庭协商的重要问题。虽然访谈对象很少来自独生子女家庭,但很多家庭有两个女儿。家中只有姊妹的女性受访者往往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孩子的姓氏给娘家。

  蔡玉萍记得,在女朋友的父亲提出入赘要求时,一个男孩子觉得无所谓,就答应了。但后来他的父母不答应,这对恩爱的情侣只能分手。女孩子则和父母介绍的一个男孩在家乡结婚,方才解决了孩子姓氏的归属问题。

  在夫妻关系中,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家务分工。尽管很多男性农民工希望维持“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比如让妻子留在老家照顾老人和孩子,但若妻子也到城市打工,传统就难以为继。在农民工夫妻的日常生活中,家务分工成为需要协商的重要问题。

  在研究中,蔡玉萍和彭铟旎观察到四种男性应对家务劳动的模式。夫妻的收入之比、可支配时间、子女年龄及丈夫对男子气概的认知都会产生影响。有的男性农民工会试图象征性地维护“内”与“外”的界线,也有人表示自己会洗大件物品。

  蔡玉萍观察到,传统的宗族观念、性别分工需要经济基础。许多开出租车的男性农民工来自宗族观念非常强的广东农村,由于会说粤语,而且从事早年相对赚钱的行业,他们一方面生两至三个孩子,一方面普遍坚持让妻子留在老家,从而维持传统的性别分工。

  但等到蔡玉萍开展采访的2015年,出租车司机的工资已经降低许多。她希望通过后续研究,观察他们失去经济基础后,是否能够延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

  在城市里,农民工们普遍感受到两种占支配地位的男子气概:一种建立在金钱上,集中体现于富有的企业家身上;另一种建立在素质上,集中体现在受过良好教育,技能精湛、举止得体的专业人士身上。部分受访者期望,他们可以通过做生意、学技术等方式获得这两种男性气概,但很多人还是意识到这条道路充满阻碍。

  他们反向形成了两位学者形容的“可敬的男子气概”,即将男性气质建筑在男人供养和关爱家庭,使家庭成员感到快乐的努力和责任上。

  蔡玉萍发现,受访的男性农民工经常讲到自己如何为家庭付出,如何对妻子忠诚,如何努力供子女读书,也经常谴责被金钱腐蚀或陷入婚外情的商人。家庭生活和家庭和谐成为衡量男性是否成功的最终标准。这些男性农民工由此克服作为被边缘化的人群的耻辱,从而获得一些自尊。

  然而,蔡玉萍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男性农民工也受都市流行文化影响,其中的主流男性气质恰恰建立在金钱和素质之上。这种都市流行文化里的中产男性想象,与自我建构的“可敬的男子气概”存在很大的张力。

  “如果问他们,希望十年以后最理想的家庭分工是什么样的,你的家庭会是什么样的,他们就会给出一些很中产的想象。但是要问他,你觉得现在是不是做得不够好,是不是很失败,他们也会觉得,‘对,我不是很成功,但是我也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事情’,一直强调靠自己双手赚钱养家,对妻子非常忠诚,不像很多城里富人会包二奶。”蔡玉萍说。

  接受访谈的男性农民工里,相当一部分是年轻人,几乎都曾经是留守儿童。研究团队经常听到他们说:我以前是留守儿童,不希望我的孩子也是留守儿童。这也是今天很多中国城市农民工是家庭移民的原因。他们尽量把孩子带到城市共同生活,正因为自己有过留守儿童经验。

  在受儒家伦理影响的中国主流社会,父亲形象一般是威严的,与子女在情感上疏离。然而,与这种刻板印象相反的是,接受访谈的农民工父亲讲到和子女分离的话题,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情感,绝大多数表示非常想念孩子。他们不会把挂念孩子与脆弱、软弱联系起来,而视之为自然的情感流露。也有许多父亲意识到,自己在孩子面前失去权威,就是因为长期缺席孩子的生活。

  “见孩子的时间那么短,还要很严格地要求孩子,摆出很权威的父亲形象,他们觉得做不到,也不想这么做。”蔡玉萍说。

  彭铟旎也认为,农民工父亲们改变对待孩子的方式,与长期和孩子分离而产生内疚,想通过不同方式弥补,例如表达思念和物质补偿有关。另一方面,城乡迁移和因此带来的长期分离也给了他们渠道,反思与表达自己与孩子间深厚的情感。长期分离中,他们体会到了对子女的爱和关怀。

  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研究团队没有遇到生育观念发生根本变化,比如想做“丁克”的例子,多数男性农民工都表达了强烈的生育意愿。但蔡玉萍发现了有趣的变化:很多年轻农民工说自己基本没有结婚成家的经济能力。她遇到了许多因结婚和父母处于拉锯状态的年轻农民工。父母们帮孩子在老家盖了房子,但农村老家有房对很多女孩子没有丝毫吸引力,她们希望男方在城里有房子。

  “婚都没有钱结,我哪会想生孩子的事情。”年轻男性农民工们对蔡玉萍说。这一情况与当下农民工的年龄结构有关。1990年代到2000年初,农民工四五十岁就会返乡,可能回去帮孩子照顾孙辈。做研究时,她在城市里遇到了很多六十多岁的农民工。

  “如果儿子还没有经济能力可以结婚,他们会一直留在城里,能打多久的工就打多久的工,就是希望可以帮孩子结婚成家。”蔡玉萍说。

  尽管研究过去了四年,有一对受访夫妻依然让蔡玉萍印象深刻。妻子抱怨,丈夫赌博导致他们时常争吵,丈夫甚至家暴。

  访谈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妻子声称他们只有一个男孩子,和他们一起住在城里。后来访谈丈夫时,大家才发现这对夫妻原来还有一个女儿,11岁,但还没有上学。9岁的儿子则已经上学。

  “妈妈可能内疚,觉得这样做是男女不平等,但还是这么做了,我们的想法和行为很多时候会有落差。”蔡玉萍分析,“很多男性希望维持传统的性别分工,但因为家庭经济原因,不得已在自己的行为上作出调整,就自己理想的男性形象做出调整,就是我们说的‘男性妥协’。”

  从受访的女性那里,蔡玉萍看到另一种妥协。一个女性可能觉得应该男女平等,但经济基础不足的时候就妥协了,把资源给予年纪更小的儿子。

  “这是两种不同的妥协。”蔡玉萍由此认为,“男性妥协”概念可以延伸到“女性妥协”。她希望接下来可以继续研究,男性向性别观念妥协的同时,女性是否妥协了自己的两性平等观念。“如果真的要坚持男女平等,可能常常会吵架,也可能付出很多代价,所以后来就妥协了。”

  彭铟旎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男性看成父权制的受益者或受害者,并希望《男性妥协》可以打破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男性农民工在城乡迁移中的边缘地位和受到的种种歧视,恰恰证明他们在霸权性男性气质话语下承受的压力与煎熬。”彭铟旎说。

  在大规模的城乡迁移之下,两性劳动分工等方面呈现的性别平等并没有唤起相应的性别平等观念。在家庭中的传统支配地位受到挑战时,男性农民工尽管会做出妥协让步,但这更多是策略性的,关于男性气质的固有观念依然稳固。

  “具体的男性气质的妥协是实用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的结果。这预示着,与这些妥协相关联的性别平等方面的改善可能是短期的,一旦那些迫使男性农民工妥协的条件消失,更加传统和保守的性别关系可能会复苏。”在《男性妥协》结尾,两位学者带着一丝悲观的论调写道。

  的确,书里的一个例子显示,那些分担家务的男性农民工回到农村后,旧的性别分工可能重新恢复。但蔡玉萍也抱有乐观的期待:“如果男性习惯了做家务,习惯给女性更多做决定的权利,女性也习惯了丈夫或伴侣来分担家务,习惯自己有更多话语权,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回到从前了,可能就会带来性别观念的本质变化,因为性别还是互动的关系。”

  蔡玉萍之后可能做两项后续研究,一个是观察回到农村老家后“男性妥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另一个是看“女性妥协”会以什么方式出现。“男性妥协”是过渡性的,还是能在文化观念和规范层面带来长久改变,变成开放式的问题。蔡玉萍目前也没有答案。她认为,最重要的是女性的经济独立。

  “男性的妥协本来就是因为女性的工资对家庭对经济很重要,迫使男性向他们的传统性别理想妥协,对妻子作出让步。如果男性的妥协真的变成一个规范上的长远的改变,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制度上要保护女性,如果女性不可以迁移到城市,不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没有受到教育的机会,男性根本就不用去妥协。”蔡玉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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